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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福一方的乡贤——王佐
 

造福一方的乡贤——王佐

 

俞文治

 

王佐(1853-1931),字寄庼,丰惠镇人,清光绪已丑(1889)恩科举人。王佐在上虞近代的桑梓百贤里其德行、才能皆是当地百姓所赞誉和景仰的。如果说丰惠的胡愈之是从上虞到全国的大名人,那末王佐就当时曾经造福一方的贤达。可以这样说,古县城在晚清时期依次出来的如胡庆堦、王佐、张月江、朱新斋、龚作香这五位举人中,五佐为百姓办实事最多。王佐只少有“四贤”,是当之无愧的。王佐在世,百姓得惠;王佐病故,举城哀掉。在他的丧期里,虞城乡贤、远近生前友好都曾来吊丧,学界泰斗、时任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也赶来丰惠沉痛悼念。王佐宅前的县前街,一街的白色挽联一直挂到为他举行追悼会的城隍庙里。出殡当天,灵柩过街,沿街百姓设香案祭奠。

笔者走进王佐故居地——丰惠镇县前街28号,隔着时空,打量着他老家被大火焚烧而荒芜的院落遗址,已经是残垣断壁的两道石箍台门,曾浮想联翩也带几分感概,而凝望台门上“居仁由义”四个大字和前后残存的大块花砖木雕、有牛腿的柱子、卷拱的走廊,却似乎又有一种非同古人的眼光和心境,领略到江南的世俗风情和丰厚的文化底气,还演绎出这位贤达的学识和人品。

与时俱进提倡新学

上虞各界素有慷慨解囊办学的优良传统,而社会贤达又常成为办学的领头人。王佐既是晚清皇帝设置考试中举的,品学兼优,且儒家经传和小学语言文学功底深厚,连进士出身的蔡元培也拜师门下向他学习“经学”因此,王佐对兴办教学或修儒家经典,常当仁不让。光绪16年(1890)上虞知事唐煦春主修《上虞县志》,他推荐当时已崭露头角的年仅24岁的蔡元培任总纂,自任分纂。光绪24年,他与徐智光参加礼部会试回乡,开阔了眼界,认为“国弱至此,非广兴各种学堂,讲求切实有用之学,以图自强不可”。决心以“算学为科学之基础”来改革旧学,于是年夏,跑到上海向富商陈春澜捐款,把丰惠一所曾创办于清道光年间的经正书院改办为上虞算学堂堂正正。以后,他的教学事业又很快走出上虞。光绪29年,绍属8县各派代表在绍兴大善寺成立8县学务公所,蔡元培任执行部长,王佐任纠察部长。光绪3310月至宣统元年12月,任绍兴府中学堂监督兼修身教员。宣统3年又任掌管学政的永嘉教谕。

到了民国初年,王佐办学雄心更大,他为振兴桑梓教育,以“育我虞英才”,与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经亨颐多次赴上海及小越横山同富商陈春澜会商,最终在1919年促成陈春澜于垂暮之年捐20万银元的巨资,在他创建的横山春晖学堂基础上易地在白马湖畔新建春晖中学,完成了世代泽被上虞人民的大业。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胡国枢曾在今年年初市乡贤研究会成立大会上说:“春晖的创办,是难得合适的三结合的结果,正是有服务桑梓、造福一方实业家陈春澜,有醉心于民主主义教育事业的教学家经亨颐,又有为筹集资金而锲而不舍为之奔波的王佐,才获得了成功。”

忧国忧民   支持革命

王佐世于清末民初,所见是国受列强之欺凌,民为国弱而贫困,晚年虽帝制已废,却又军阀混战,政府卖国求荣。王佐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优其君”位卑未敢忘国忧的人,更爱“五四”运动之影响,确认为只有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革命才不会做亡国奴。国民13年夏,他接受在上海国语专修学校学习的徐用宾、徐镜渠因受胡愈之、吴觉农委托回上虞帮助他办学,在旧衙门东侧创立了义务小学,王佐自任校长,学校实行免费入学,并成为上虞在大革命时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最早的地方,也是上虞早期革命运动的重要基地。当时,在义务校内,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已秘密传阅列宁著作,也有了《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本。1926年底,由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上虞临时县党部在县城学宫明伦堂成立,7名执委中共产党占4席,即叶天底、徐用宾、徐镜渠和张子榗,他们在王佐的支持下以义务校为“窝坐”和落脚点。19271月又以该校为指挥所,由临时县党部发起在丰惠运动场召开全县各界的大会,声援北阀军。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在上虞清党,党部中以徐浩、朱云台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煽动一些被斗争过的土豪劣绅,纠集下管等地一批地痞流氓和不明真相的群众,在丰惠街上呼喊:“火烧县党部,打死叶天底,消灭共产党”口号,制造了轰动全县的“四·一五”反革命事件。当时国民党右派又从上面派一名叫王正亭的进驻义务校,捕捉共产党人,在有的已往江西上饶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王佐掩护共产党员钱念先、徐用宾、张子榗等安全脱身。

提倡实业   兴修水利

清宣统3年,王佐在永嘉教谕任期返乡当年,目睹家乡经济凋衰的现状,决心提倡实业,以期振兴地方经济,即与陈春澜、朱鸿儒等筹集股本10万元,在丰惠永丰桥(欲称木桥)东侧创设春泽垦牧股份有限公司,自任公司经理。又在大浸、隔山两畈及西溪、后山等处买进地势低洼的“烂水田”和积年荒坡,开垦种植稻麦、蚕桑、青梅,在丰惠、章镇等地开设茧行,收购蚕茧,而后山大利农场六七十亩专业梅园所产青梅也有“春泽”担起了经销业务。民国11年,王佐又与胡愈之、范高平等协助吴觉农在岭南泰岳寺创办茶场。

梁湖沙湖圹,北起百官龙山头,向南经江坎头、大厍、古里巷,止于拗花山西麓,是曹娥江中游右岸的重要堤塘,而位于华山村的无量闸更是四十里河灌区集限水、挡潮、灌溉于一纽的水利工程。丰惠民谣:“道光三十年,大水齐屋檐”。说的就是那年8月遇风潮大水,沙湖圹决,无量闸圮,城内水高六七尺的境遇。后遇洪水,圹闸也屡有险情。王佐深感水利之重要,于民国3年主持了改筑沙湖圹土堤为石堤、又增修量闸左右护闸的大事。接着,又主持疏浚城内的街河,资金不敷,则又多次到上海募捐款和商会出资得到解决。

扶贫救灾  解民于倒悬

王佐除多次在灾害中主持赈灾委员会,为募捐赈济奔走呼号,并于民国12年间在城内关帝庙办起了积谷仓,以资助“口渴喝盐卤,忍痛卖青苗”的农户度过困难。他定下凡青黄不接的特困农户在五月里可借谷200斤,新谷登场只还本息谷210斤即可,这对于当时一些黑心财主出借3斗米、两个月后还一石谷的高利来说,实善事一桩。同时,他还在米价飞涨时,用上海募捐款向困难户粜平米,黑市价110元,平米只要6元。

民国1512月,军阀孙传芳所属周荫人部在福建兵败,溃兵2万余由临海、嵊县转退至章镇、丰惠等地,占用民房、奸淫掳掠,县城百姓惊恐万状,青壮年份份出东门逃向后陈、梁弄一带。军阀团长孟照裕坐轿进城,到县衙提出:“如无大洋5万,就要兵洗县城。”知事郭星五火急求王佐承诺,孟照裕才下令将败兵赶进各个祠堂里。但当时春泽公司倾其囊也只有1万多大洋,于是他又与章镇自治委员叶武恒等出面筹款,自己跑到绍兴通过蔡元培设法借钱缴送,败兵始退。事后,郭星五在县衙东侧判池旁立碑以志纪念。

王佐祖居城北王婆岭王家,耕读为业,是36岁中举后才迁丰惠县前街定居的,家境并不富裕,就因他身兼多职,俸禄才多了一些。如光绪31年被省民政厅任为上虞县商会总理,光绪33年在著名的浙江人民“拒款保路”运动中被推为省保路会副会长,宣统元年8月任省咨议局议员、10月又当选为清廷资议院议员,民国元前为首届县参议会议长,以后又是春泽公司的经理。因此,据说他每月的工资加起来有60块大洋,比当时一般小职员每月工七八元则是8倍之数。但至今一些耄耋老人都说,王佐要养活一个包括两位守寡弟媳的大家庭,又常乐善好施,还是吃着一口“苦饭”;自己妻室早亡也不续弦,办了这么多公事,却是两袖清风。

很遗憾,现有县志无王佐遗像。只据笔者访问的88岁的王佐老邻成朝正回忆:“王佐中等身材,块头较大,晚年脱了顶,佝着头,戴副

铜框眼镜,下下颌一绺花白胡须,除了热天常常戴顶瓜皮帽。”成老伯又说:“王佐有两座‘靠山’,一是陈春澜,也是他的干爹;一是蔡元培,又曾是他的学生。”这或许是真的,但说“靠山”,则更应该说,正是他如此为人,才有如此志同道合的名人。

 

 

写于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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